2018年，日本NHK電視臺拍攝的一部紀錄片讓大家了解到一個特殊務工群體的存在，這群年輕人最顯著的特點是做日結工，“干一天玩三天”。因為他們的主要活動區(qū)域在深圳三和人才市場附近，他們被外界戲稱為“三和大神”。如今隨著城市改造和政府對城中村的整頓，原來的人才市場已經外遷，但三和青年的生活狀態(tài)，還在持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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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一天就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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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采訪的那天，孫明剛剛從一家工廠辭職出來。他站在工廠院子里，一邊等從工廠到宿舍的班車，一邊思考后續(xù)的打算。工廠在江西吉安，主要生產耳機。孫明的崗位是負責耳機出廠前的性能測試。從他的描述聽起來，工作的具體操作并不難，是將流水線上傳過來的耳機放在測試機器上，平均每6秒測試一個。這意味著一個小時從他手里經過的耳機有600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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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這是一份為期兩個月的臨時工，按照規(guī)定，至少要干滿七天才能有工資拿。孫明做了一天就要辭職，顯然沒有工錢可拿。他身上沒什么錢，網貸還欠了一萬多。但這并不妨礙他下辭工的決心，“受不了流水線的工作，太快了。”孫明今年36歲，是湖南人，從21歲開始外出打工。他已經記不清這是他第幾份工作了。吉安他是第一次來，原本他在深圳做日結工，干一天結一天的工資。來吉安是因為中介告訴他，這里每小時給的錢比深圳要高，最高能到29元/小時，深圳是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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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普通人來講，從一個城市換到另一個城市是一件大事：要面臨的不僅是陌生的環(huán)境、氣候，還要重建人際關系。這些都不在孫明的考慮范圍內。他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生活，在打工的十多年里，他去過東莞、深圳、廈門，重慶，在各種工廠里輾轉，做過沖壓工，打過螺絲，干過倉庫管理員。城市對于他來講，更多的含義是從一個工廠到另一個工廠，穿著顏色不一樣但大同小異的服裝，站在那里重復著機械勞作。除了厭倦之外，很難混合其他的情感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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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工廠里，孫明唯一能掌控的，就是做出不去大廠的決定。“大廠人太多了，密密麻麻地，吃飯都要排隊。從車間到餐廳，時間要算著用，走路不能超過10分鐘，否則便可能遲到，遲到就會扣錢。”小廠規(guī)模也不算小，也有三四百人，都貼著城市的邊緣，匯聚在工業(yè)園區(qū)內。在打工的十來年里，孫明待得最久的地方是深圳一家做手機配件的工廠。他在工廠倉庫做倉儲工，每天的工作是往流水線送物料，手機配件用料少，輕巧，工作也自由，他干有一年多，后來被安排了流水線的活后，就迅速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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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是孫明待得最久的地方。在離開那之前，他已經很久沒有去過工廠了。他并不避諱去談自己“三和青年”的身份。三和是指曾經位于深圳龍華區(qū)景樂新村旁的三和人才市場，在它的旁邊還有包括海新信在內的大大小小的職介所。這個地域從2005年開始，逐漸形成了“職介一條街”，每年的求職人數(shù)超過250萬人，換句話來講，每天平均有7000多人在這里尋找工作。“三和青年”是眾多求職者中最有特點的一批，他們大多沒有賺錢的手藝，又不愿意進廠，只能靠打零工維持生活，最大的特色是“干一天玩三天”，每天干完活后就在景樂新村大大小小的網吧或者彩票站打發(fā)自己的時間，許多沒錢的打工者就會選擇夜宿在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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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采訪者現(xiàn)在還記得三和當年的“盛況”：那時景樂新村都是四五層的民房，到處都是小旅館，一樓是網吧，樓上是旅館，一個房間10多平，擺放了八九張雙人床，連陽臺和廚房都改造成床位，床與床之間只有一條勉強能過人的小道。一個床位只要15元，上面的鋪蓋物從來不洗，住的人也十天半月不洗澡，味道濃郁，臭蟲除也除不掉。孫明那時就住在這樣的床位上，醒來就去樓下上網，網吧不大不小，能放四五十臺機器，不論白天晚上都是人，一塊多錢一小時，10塊錢包夜，后來漲到了15，耳機上都是黑乎乎的油脂，擦也擦不掉，“你們沒去過的人進去肯定是待不下去的。”

有時沒錢了孫明就會找老板娘問能不能欠一下。老板娘是湖南人，做二房東久了，認識了不少三和青年，會有中介找她來招工。她就給住不起房間的人推薦工作。三和青年、房東、日結中介就這樣綁定在一個生活圈內。孫明告訴本刊，不管是床位還是網吧都是面向他們這些三和青年開的，很少有真正的務工者或者做小生意的人住在景樂新村，“覺得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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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左右，在政府一次次地整頓之后，三和人力市場搬遷，景樂新村的小旅館、網吧和日租床位也被要求關閉。三和青年們沒有了容身之所。但孫明說，這個群體沒有因此消失，一些人轉移到了距離景樂新村幾公里之外的龍華汽車站，或者周圍的城中村，還有些人離開了三和，去了東莞，蘇州等地方。“只是沒有像以前那么集中了，人還是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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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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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說自己到了三和之后，一下子找到了歸屬感。李平今年30歲，2019年到的三和，之前他一直在老家湖南那邊。他初中畢業(yè)，做過很多工作，比如去長沙一家民營加油站打工，底薪1800，績效一般在1000左右，每個月扣完五險一金，到手2400塊錢左右。李平覺得這個工作錢少規(guī)矩又多，“公司規(guī)定員工站著時不能倚靠墻壁或者柱子，對待客人要使用很多禮貌用語，還要像交警一樣引導車輛進站，做不到都會扣錢。”李平覺得太過形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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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做了半年，他就辭了工。后來他又在老家周邊打零工，也是各種不滿意。他看麻將機賣得火，就在老家的縣城開了一家店，專門賣麻將機。李平告訴本刊，開店的成本很大，光是轉讓費就花了48000，裝修花了2萬多，算上貨，還沒開張就投入了10多萬，這幾乎是他父母所有的積蓄——他的老家在城郊的農村，開著一個日雜店，賣些生活用品和農用工具，勉強維持生活。店開了兩年，生意并不好，“我們這條街有十來個賣麻將機的店鋪，競爭壓力很大，有時六七月份一天都沒有一個客人進店，只有過年生意還好一些。”

關了店后的李平倍感失落。他覺得自己的人生一下子暗淡了起來，找不到出路，他在家待了一段時間后，下決心去深圳看一看，到的第一個地方就是龍華汽車站。龍華汽車站挨著高速口，有近三百家客運公司，通達國內19個省，是許多打工者的第一站。李平在附近游蕩了幾天后，有個朋友說帶他去三和轉一轉。在這里，李平第一次看到了一塊錢一包的瓜子，小小的一袋，還不如巴掌大，還有2塊錢的大瓶礦泉水。更讓他震驚的是路邊擺小攤賣的手機，都是五六年前的機型，從幾十塊到一兩百塊錢，“很多充電線頭我們在其他地方都見不到。”李平告訴本刊那時他用的是一款國產手機，剛買了一年多，價格不到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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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讓李平產生歸屬感的是生活在這里的三和青年。“我第一次見那么多人可以這樣生活，不用困頓于人生的意義，只要活著就好。”那時候，三和、海新信人才市場還沒關閉，每天早上五六點和下午四五點是最熱鬧的時候，會有四五十個中介聚集在那里，每個人手里有數(shù)十種日結工，最受歡迎的工作是會展中心的保安，一天100多塊錢，除了站著外，不用費什么力氣。最不受歡迎的是工地工和物流，“工地工要看價格，一般給100多塊錢的可以去做，基本就是掃掃工地垃圾，不費什么勁，還可以偷懶，如果是給300塊錢，就是真的出大力，抬水泥，鋼筋，還有人看著。”一個三和青年告訴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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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有廠子里的臨時招工。在孫明的印象里，2010年之后，這樣的日結工在三和多了起來，“主要是年輕人都不想進廠了，所以臨時工崗位也多了。”還有一種是物流分揀。李平去做過一次，只堅持了半小時就放棄了。他的工作并不算復雜，就是把卸下來的快遞按照地址分成堆，并用掃描槍記錄快件的信息。孫明翻撿著快遞，他覺得自己已經很快了，但是新來的快遞一下子堆成了山，他有些絕望，覺得永遠都弄不完，就放下掃描槍趕緊跑了。這意味著，他一天又沒有工資可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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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做法并不會讓李平覺得自責或者內疚，三和有太多這樣的人。“這里消費挺低的，想要維持溫飽還是有辦法的。”一位曾經待在三和的年輕人告訴本刊，偶爾也會有落寞的時候。比如有一段時間，他好幾天才洗一次頭，也不理發(fā)，頭發(fā)很長，耷拉在鼻子上，他的衣服也很舊，都褪色了，腳上是一雙破拖鞋，“我出去走只敢去人多的地方，混著逛一逛，人少的地方就不敢去，怕被注意。我跟環(huán)境不搭，人家一件衣服四五百，一雙鞋子上千，大家不是一個檔次。但回到三和就很親切，滿地都是我這樣的人，像回到家里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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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人才市場搬遷后，李平搬到了距離景樂新村幾公里外的一個城中村里面，那里還有日租床位和網吧。沒有錢時，他就會到龍華汽車站——不少日結中介都轉移到了那里——找上一份工作，賺上一百多塊錢，新的一天就又重啟了。實在沒錢了，有些人就會選擇去汽車站廣場或者公園的躺椅上湊合一晚，“剛開始有點不好意思，后來就習慣了。在三和待著很舒服，沒有壓力，也沒有人給你定鬧鐘上班，其實也不是沒有壓力，是你不去想這個事情了，這里的人也不去想這些事情，這里的氛圍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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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名與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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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是拍紀錄片嗎？”在本刊發(fā)出采訪邀請后，不少曾經在三和待過的年輕人都會問上這樣一個問題。當我們給出否定答案時，不少人選擇拒絕接受采訪。在后續(xù)的采訪中，我們很快明白了其中的原因。這與2018年5月日本NHK電視臺播出的一部名為《三和人才市場:中國日薪百元的年輕人們》的紀錄片有關系。這部紀錄片讓外界第一次詳細而廣泛地認識了三和青年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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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明告訴本刊，最初紀錄片導演最先找到的是他，而不是片子里的幾個主角，許諾給他開雙倍的酬勞，并告訴他紀錄片只會在日本播放。孫明幾乎沒有猶豫就拒絕了對方，“我妹妹和父母都在東莞打工，離深圳那么近，他們并不知道我當時是什么樣的生活狀態(tài)，我怕萬一他們看到之后就會來這里找我。”最終，三和青年宋春江、陳勇、東東等人接受了采訪。

片子在網上流傳開來以后，孫明說包括宋春江在內的人都覺得被欺騙了，很多人在網上指責他們的生活狀態(tài)，他們被外界戲稱為“三和大神”。甚至有人專門跑到三和來找這幾個人，還有人蹲在三和拍視頻，拍照片賣給撰稿人賺錢。“有一段時間，經常看到不少人因此打架。上次我跟一個叫‘傲慢哥’的人聊天，聊著聊著他看見旁邊有個人拿手機拍照，直接沖上去就掐住人家脖子：“把照片刪掉！不刪手機給你摔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林凱玄2019年曾到三和調研半年，他回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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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待在三和的年輕人就體會到了流量和曝光帶來的好處。宋春江是紀錄片里最出名的一個，他起初在工廠打工，后來混跡在三和，還被騙將身份信息賣給了別人，對方以他的名義開了好幾家不法企業(yè)。孫明說，紀錄片播出后不久，就有不少人來找宋春江，希望包裝他，并說要簽定合同，宋春江被騙過，不敢跟人簽合同。但憑著曝光量和外界對三和的好奇，他開始在貼吧直播，講述在三和的生活，賺了一些錢。林凱玄去的時候，發(fā)現(xiàn)宋春江跟紀錄片里的形象相比，已經完全變了個人，刮了胡子，剪了頭，還換了新衣服，用三和青年的話說，已經“上岸”了。

不少三和青年開始模仿他，尤其是抖音和快手興起以后，直播平臺也熱鬧了起來。在去吉安之前的兩年內，孫明一直在做直播。直播內容與宋春江類似，就是講述關于“三和大神”的日常。三和人力廣場已經不在了。孫明就舉著手機帶著粉絲們逛龍華汽車站、龍華公園等三和青年依然出沒的地方。他告訴大家怎么識別大神和一般三和青年的區(qū)別：一般睡在大街的，穿著破破爛爛，走路沒精打采，眼神空空洞洞的就是大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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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帶來的收入并不高，每天的打賞只有幾十塊，都是生活在周邊的人，對大神的生活表示好奇。有些也不打賞，會給孫明買上一些水或者請他吃個飯。但對于孫明來講，已經夠維持一天的生活。不過疫情開始以后，打賞變少了，“大家可能都沒什么錢了，而且我也沒有什么才藝，光是尬聊也沒什么用。”就連宋春江，也沒有了粉絲，這兩年他又出現(xiàn)在街頭，重新過起了日結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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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的三和青年里，最讓人羨慕的是一個曾經在龍華公園流浪唱歌的男人，看著四十歲左右。一開始，他也是直播三和大神的生活，沒有什么粉絲，后來有一天他開始拍攝在深圳的女性流浪者，并給他們送飯，一下子粉絲多了起來，打賞的人也多了，每天有幾百塊，還有人打錢讓他給女流浪者買電動車當外賣員?，F(xiàn)在，這個人在一個直播平臺上有了10多萬粉絲。不直播的時間段，他就去送外賣，賺上一點生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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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告訴本刊，對于曾經混跡于三和的這些年輕人來說，送外賣也是有門檻的：首先需要一輛電動車，這要2000塊錢左右，但沒有多少人拿得出這筆錢。沒有了粉絲后，孫明想過直播其他的內容，他回過一趟老家，想講講現(xiàn)代農村的生活，找的素材也沒什么人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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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不去的家鄉(xiā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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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鵬是一邊喝酒一邊接受采訪的。當時他正待在東莞的出租房里，房間不大，只能放下一張床，又小又臟，也沒有空調。他并不覺得怎么苦。他習慣于這樣的住所。他今年25歲，初中沒畢業(yè)就出來打工，住的環(huán)境一直都是這樣。他屬于留守兒童，很小的時候父母就在外打工，他去過父母租的房子，也是在城中村里，除了大一些外，跟他現(xiàn)在的住所也沒什么區(qū)別。從今年7月到現(xiàn)在，他都沒有工作過。他將現(xiàn)在居住的房間稱為“掛壁房”，“掛壁”是從三和學來的“術語”，是指每天無所事事，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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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他曾經在三和待過一段時間，最慘的時候就是直接躺在地上，露宿在街頭。三和市場附近開始整頓后，他就離開了三和，回到老家廣西一個生產飲料機器的廠里上班，工作并不累，主要是負責打包裝箱，沒活時就休息，也沒有夜班，一個月工資三千多?？芍桓闪艘荒辏S就倒閉了，還欠了他一萬多工資。2019年他跟遠洋漁船出海打漁，今年7月才上岸。

出海打魚工資不低，一年工資85000，算上各種補貼，能有10萬塊錢。吳鵬說漁船有60多米長，船上工人算起來有20多人，吳鵬負責拉網和后期加工。捕魚的活很辛苦，一網接著一網的魚，好像永遠都打不完。但這還不是讓吳鵬最難忍受的。最難以接受的是壓抑，每天看著大海，一望無際，四面八方一個樣，吳鵬更覺得生活無意義。他只好用酒精和打牌來麻痹自己，等船上了岸，賺的錢也只剩下一半。

下船以后，吳鵬回了趟老家，那是廣西的一個村子，只有一百多戶人家。村里都是三四層的樓房，外觀看著還可以，里面卻很破落，沒有裝修，也沒人住。村里的年輕人都在外面打工。吳鵬的父母也在外面。吳鵬跟父母并不親近，他兩三歲時時候他們就出去打工了，父親在工地，母親在工廠里，只有過年時才會回家待上一個星期的時間。一直到現(xiàn)在，吳鵬并不知道母親在廠里干什么活，他們很少交流這些，他們也很少管他，只是定期給一些生活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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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鵬是初三下學期退學的。他覺得讀書沒有意思，他那時羨慕打工的生活。村里比他大五六歲的玩伴很早就出去打工了，回來時會請他去網吧，吃燒烤，喝酒，他覺得很瀟灑，“我上學時一星期只有幾十塊的零花錢。”可真正到了外面，他才知道打工的苦，被禁錮在流水線上的青春讓他看不到希望和未來，他不想像機器一樣活著，但又找不到更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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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只有年近70歲的奶奶。他在家里幫奶奶收玉米，干農活，還會做一下晚飯，剩下的時間就是玩手機、喝酒。沒待多久，他就離開了，他覺得待不下去，外人指指點點的樣子讓他覺得很不安寧。他也找不到什么工作，家里就兩三畝地，奶奶自己種點菜，也養(yǎng)不活更多的人。“父母偶爾給奶奶一些錢，讓她買肉吃。”臨走的時候，吳鵬也給了奶奶兩千多塊錢，他不覺得是孝順，而是一種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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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明今年也回了趟家。村里基本上都是60歲以上的老人。李明看著他們熟悉而陌生，“我小時候，他們都是四十多歲，年輕力壯，現(xiàn)在有些人都拄上了拐。”遇到他們，孫明往往會大步趕緊溜走。他不想跟他們講話，不想被問工資和為什么還沒結婚。“我才不會讓他們看我笑話。”在家里的大部分時間里，他都是將大門從里面鎖上，自己一個人躲在二樓玩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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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的幾天，他極少出門。有一次是被父母逼出去的。親戚給他介紹了一個對象，讓他去相親。起初，親戚告訴他，女生稍微腦袋有些不清晰。見到人后，孫明覺得很失望，女生智力只有兩三歲的樣子，叫著都沒反應，只會劃拉著手機刷視頻。他逃一樣跑掉了。他想到自己以前一次相親，對方個子不高，有些矮，他不愿意?，F(xiàn)在，女生已經是幾個孩子的媽媽。“我現(xiàn)在已經不想（結婚）了，順其自然吧。”身在吉安的孫明告訴本刊，他現(xiàn)在還是想回到三和附近去，“現(xiàn)在疫情那么嚴重，需要很多防疫保安，比打螺絲輕松100倍。”

每天只要有錢，孫明都會去買上一張彩票。他想中個大獎，能讓他離開現(xiàn)在的生活。每次去買彩票，他看到彩票店門口貼的海報，上面寫著“xx中了500萬”，奪睛的字體加上艷麗的顏色，他都激動而振奮?？墒且淮未问?，他覺得中大獎都是騙人的。他只中過5塊，十塊。可是不買又怕錯過了獎。在深圳龍華的這幾年，一些青年發(fā)現(xiàn)，每年都有不少熟悉的面孔從眼前消失，但總有新的面孔出現(xiàn)，一看就是稚嫩的，剛出社會的樣子。“他們可能哪一年就活成了我們現(xiàn)在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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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訪中，能感受到這群年輕人的迷茫和無助。有人會在采訪時問，“你們是如何能夠好好生活的？怎么樣才能找到生活的意義。”也有人想過要去換一個地方。有一個年輕人想過要不要離開龍華汽車站，換一個地方去待待，他列了好幾個地方，都是他從網上看到的打工者的聚集地，比如說昆山的中華園，上海的車墩鎮(zhèn)，北京的馬駒橋。他問一個曾經去過這些地方的打工者，這些地方哪個更好一些。對方停頓了幾秒，回答他：“如果手里沒錢的話，還是深圳龍華這邊更好一些。”

本文轉自于  三聯(lián)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