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努力把頭露出水面”的年輕人

「做個不保守的年輕人有多難？」

在準備本期封面故事的過程中，與一些初入社會的年輕人交談，我都會問同一個問題：“你覺得怎樣算是保守？怎樣是不保守？”匯總他們的答案，大抵是這樣：

要找到一個穩(wěn)定的、體面的工作，按部就班地買房買車、結婚生子，這是保守；做自己喜歡的事，即便工資少一些，不夠穩(wěn)定，也要先踏進行業(yè)的大門，這是不保守。

害怕冒險，不接受自己做出格的、掌控之外的事，不愿承擔試錯的代價，這是保守；本質上來看，是內心對自己有沒有物質之外的要求，有追求，哪怕是很小的追求，這是不保守。

圖｜Jessie Lin

回到家鄉(xiāng)，進入體制內，在一個既定的通道中穩(wěn)妥地生活，不再有雄心壯志，這是保守；去一線城市闖蕩，進入某個領域的頭部公司、團體，做全球最前沿的探索與發(fā)現，或是去偏遠的地區(qū)，做著鮮有人做的事情，拓寬認知的邊界與可能性，這是不保守。

何為保守？何為不保守？這是一個有關人生選擇的底層問題，無論什么時候問這個問題，得到的答案都是相似的，不會因為處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格局與環(huán)境中，而有太多認知上的偏差。在本期封面故事中我們重提“保守”，關注“95后”到“00后”這一代年輕人的觀念、故事，并不是想討論政治立場或文化觀念的保守與否，而只是單純地探討在人生選擇和生活狀態(tài)上的保守與否。很顯然，在當下的中國乃至全球，這個群體性選擇的天平已經重重地壓在了保守這一頭。

需要說明的一點是，保守不是貶義，不保守也不是褒義。只是，當年輕人在面對人生選擇時，迫于社會環(huán)境的壓力，不得不放棄個體的想法而妥協(xié)于時代大潮的時候，擺在眼前的問題就會凸顯出來：這個時代怎么了？年輕人在這個時代又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他們將成為失落者還是獲益者？

2020年8月4日，深圳街頭通勤的年輕人。據統(tǒng)計，2022年有1076萬大學畢業(yè)生，他們都面臨著人生的選擇（陳逸航 攝/圖｜視覺中國）

不過是五六年前，當創(chuàng)業(yè)潮席卷全國時，上到北上廣，下到縣級市，咖啡館里無處不是談論融資的火熱場景，面對著巨大的誘惑與風險，年輕人紛紛投入其中；現如今，咖啡館里的話題轉向了各級各類單位的考編、考公，申論如何寫、面試如何過，年輕人依舊紛紛投入其中。每一個時代自有不同的風潮，而當這股風潮來得愈發(fā)猛烈時，便是需要警醒的時刻。

不確定性是一直存在的

教育部最新數據顯示，2022年高校畢業(yè)生規(guī)模為1076萬人，同比增加167萬人，規(guī)模和增量均創(chuàng)歷史新高；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底，中國“靈活就業(yè)”人員已達到2億人；今年4月，16～24歲人口城鎮(zhèn)調查失業(yè)率，也就是青年失業(yè)率達18.2%，創(chuàng)下自2018年1月此數據定期公布以來的新高；7月，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2022年上半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發(fā)布會上，這一數據再次更新，截至6月，16～24歲城鎮(zhèn)青年失業(yè)率攀升至19.3%。

面對以上數據，如果再考慮是否保守的問題，似乎顯得矯情。何帆是1995年生人，來自山東，自認為是典型的“小鎮(zhèn)做題家”：英語專業(yè)，一路按部就班讀上來，因為種種原因，未能讀到理想中的清華博士，止步于北京一所普通高校的碩士研究生。編制、戶口是她擇業(yè)時看中的，而英語專業(yè)選擇余地小，在“雙減”之后，沒有什么比進入體制內當老師更好了。她說身邊的同學也是如此，他們大多是普通人，不是能力出眾的拔尖人才，“他們能力強，不需要體制保護，而我們需要”。在何帆看來，“不是我不想選擇冒險，而是冒險不會選擇我們”。

教師資格證考試前，考生們在考場外復習（圖｜視覺中國）

何帆非常認同自己“普通人”的身份，并且理想中的生活就是普通生活。她從一開始就打定目標，進中學教書，在做足了充分的心理準備之后，依舊碰了很多壁。因為考博，她錯過了不少中學考編的好時機，剩下的大多是懷柔、房山等郊縣學校，而且錄取比一樣很低。

像何帆這樣鉚足了勁要進入體制的年輕人，在考編群體中是大多數，他們的目標非常清晰。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羅家德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談到了社會給年輕人的機會越來越少，這是他們的選擇日趨保守的根源。

2022年6月13日，天津市南開區(qū)西營門外小學開學第一課?，F如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投入到各級各類單位的考編、考公隊伍中（圖｜視覺中國）

為什么機會會變少？“一來這是教育大擴張后帶來的必然結果，大學生越來越多，高等教育不再精英化，而是逐漸走向大眾化，曾經的擇業(yè)優(yōu)越感蕩然無存；第二個原因是，機會變少，意味著新興產業(yè)少，社會沒有迎來‘翻新’的機會。”羅家德解釋道。

最近幾年，羅家德一直在從事社會計算方面的研究，他觀察到，并不是所有年輕人都有選擇上的焦慮感，這與所學專業(yè)、所從事的領域有很大關系，計算機大數據、人工智能相關方向的學生在市場上非常搶手。然而，搶手的新產業(yè)仍是少數，像何帆這樣傳統(tǒng)專業(yè)出身的畢業(yè)生才是多數，很大程度上，就業(yè)焦慮的重擔依舊落在文科專業(yè)上。放眼大環(huán)境，羅家德曾經樂觀地認為，在互聯網、智能化的推動下，全球將很快進入一個良性的、快速發(fā)展的好時代，新產業(yè)將會給年輕人帶來更多新機會。然而這種向好的局面突然被打斷，全球新冠疫情、中美貿易摩擦、俄烏沖突，接踵而至的全球性事件使得國內外環(huán)境都在平衡邊緣搖擺，這是沒有人能想到的。也就是說，不確定性之所謂不確定，就在于無法預判，“不確定性是一直存在的”，這種不確定，會讓每一個個體本能地產生恐懼感。

羅家德在新書《復雜思維：8大原則打造職場多維競爭力》中，開篇即寫道：“擁抱不確定性是擁有復雜智慧的開端。”他認為，作為一個良性的復雜社會系統(tǒng)，必須提供新產業(yè)、新制度和多元發(fā)展的空間，“一個社會會不會躺平，要不要保守，其實和有沒有新產業(yè)進來有直接關聯。所謂復雜社會系統(tǒng)，即對內多元包容，社會自組織有其成長空間，且有活力涌現集體智慧，對外開放且有能力學習世界先進經驗，創(chuàng)生與本土融合的新產業(yè)、新制度，而能在世界變化中自適應。”而現在，這個復雜的社會系統(tǒng)正在越來越緊縮，越來越單一化。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羅家德與其新書《復雜思維：8大原則打造職場多維競爭力》

在過去的20年里，除了中國大陸和美國的互聯網產業(yè)發(fā)展空間較大之外，其他傳統(tǒng)經濟強國和地區(qū)并不占優(yōu)勢，給年輕人的機會和空間也不多。近年來，這種危機在諸如疫情、地區(qū)沖突這些外力作用下，幾乎遍及全球。2020年5月美國的一期《新聞周刊》曾報道，當年美國的大學新生是“9·11”事件后的新一代年輕人，他們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加焦慮和沮喪，研究顯示只有45%的人心理狀況健康，相比之下，同年齡時期的“千禧一代”心理健康率為56%，“嬰兒潮一代”則是70%。該報道中所說的這一代年輕人，很多都在童年時期經歷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所以他們從小就有憂患意識，過得很現實，少了那些理想主義，或者說更多的理想主義是建立在世俗成功學的基礎上的，這跟他們的父輩很不一樣。比較來看，全球這一代年輕人都有相似的特征，務實、直接、講求效率、空想少、更自我。

努力把頭露出水面

當我們都在將機會越來越少的責任推向外部環(huán)境或政策原因時，另一個問題隨之而來：保守的選擇一定是由外因造成的嗎？倘若沒有發(fā)生疫情，沒有發(fā)生地區(qū)沖突，經濟形勢依舊向好，年輕人會做出怎樣的選擇？這不好揣測，但我們不妨反思一下，從出生到進入社會，這一路他們是如何走來的。

小陳是2000年生人，她是另一種典型。從小生活在廣州CBD，是一線城市里的中產階級家庭子女，父母都是公務員，生活優(yōu)渥。她說自己是“雞娃一代”，從小沒有任何休閑玩樂的時間，從周一到周日排滿了興趣補習班，圍棋、游泳、乒乓球、舞蹈、奧數……學了個遍，不過現在都很陌生，唯有舞蹈還能比劃幾下。她是“完美的應試教育的產物”，打小就努力、聽話，沒有做過任何叛逆的事情，也沒有主動思考過自己喜歡什么?，F在她轉換專業(yè)考進投行，過著令人羨慕的金融白領生活。小陳也是一個目標導向且目標明確的女孩，不允許自己走岔路，更準確地說，是她的父母不允許她走岔路，就算談戀愛，也“不能讓我們家階級下行”。她偶爾幻想過脫軌的生活，比如旅居寫作，但她不會這么做。

圖書館內的學生（圖｜視覺中國）

小陳是很多人的理想狀態(tài)，她也很滿足于自己的生活。她非常清楚，自己一直是一個保守的女生，不會做什么出格的選擇，這與父母的關系很大，她如今的人前閃亮也得益于家庭條件與父母為她選擇的道路。

像小陳這樣的都市“雞娃”，成長的路徑始終是一條穩(wěn)妥的、可見的通道，這是一個完善的上升通道，沒有什么岔路，只要按照規(guī)則去做，最終就會收獲體面的職業(yè)。當小陳把時間和精力都投入到這個閉合的上升通道中時，她很難接觸到其他事物，更難以去驗證什么是自己想做的、要做的事情，她甚至喪失了試錯的可能性，因此不會出錯。小陳的未來還有另一種可能性，當她的目標都實現了之后，大學、工作都變得不再是目的，而只是途徑和手段的時候，她的目的又在哪里？她或許需要找到發(fā)現“目的”的能力，也就是所謂的內驅力。

選擇保守與否的人生，也與所學專業(yè)和從事的行業(yè)相關。大飛是做影視行業(yè)的，在媒體工作過一小段時間后，進入了夢想中的紀錄片行業(yè)。在她看來，1998年的她和同齡人一樣，當務之急是解決財務獨立的問題，如果沒有財務獨立，就不能自保，談那些虛幻的理想、夢想與藝術就都不成立，都是不成熟的表現。

圖｜pexels

究竟什么樣的工作是好工作，是值得做的工作？大衛(wèi)·格雷伯在《毫無意義的工作》中指出，40%的工作是沒多大作用的崗位，有報告對比了美國人在1910年和2000年就業(yè)的情況后發(fā)現，20世紀的美國社會誕生了很多新的工種，“專業(yè)人士、管理人員、辦事員、銷售人員和服務業(yè)工作者的數量增加了兩倍，即從總就業(yè)人數的1/4增加到了3/4，自動化和信息化技術減少了生產性的工作，但我們的工作時長并沒有大幅降低，也沒能獲得更多自由時間去追求事業(yè)、尋找樂趣、追逐夢想以及實踐理念”。格雷伯將冗余的工種統(tǒng)稱為“狗屁工作”。

雖然我們都同意“活著不是為了工作”，但依舊要花這么多時間在工作上，當欲望、效率、價值這些概念對人們越來越重要時，在年輕一代這里，工作的意義反而在減弱，工作成了一個維持穩(wěn)定生活的工具。更多的年輕人選擇開辟副業(yè)，用雙重身份去生活，不依賴于本職工作帶來的薪資與成就感。

在年輕人的副業(yè)中，做直播、博主的比重越來越大。圖為2022年6月28日，太原街頭直播唱歌的年輕人（圖｜視覺中國）

但也有人依舊把熱愛的事情當作職業(yè)和工作，大飛告訴我，在當下不景氣的環(huán)境下，她和朋友選擇在喜歡的行業(yè)“茍著”，不將擇業(yè)變成一件利益最大化的事，便是他們堅守的“不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