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頂尖高中，他們通過教育“復制”精英
2023年秋天，生于中國臺灣的姜以琳加入上海紐約大學，成為該校的社會學助理教授。這并非姜以琳第一次開啟在中國大陸的生活，2012年，她就在北京開始了自己的博士論文研究。
從2012年到2019年，姜以琳追蹤了28名來自北京排名前十高中的學生，直到他們大學畢業(yè)，進入頂尖職場，或是繼續(xù)升學。姜以琳長達七年的觀察，目的是探究這些精英家庭如何通過教育來“復制”新一代精英。
她發(fā)現，基于成績和應對學習的輕松程度兩個標準，學生中出現“學神-學霸-學渣-學弱”的四級體系。有書評做了這樣直接的定義：學神——不努力分數就很高；學霸——很努力分數也很高；學渣——不努力分數當然不高；學弱——很努力分數也不高。
“學神”的神話背后，往往都有能“扭轉乾坤”的父母。他們?yōu)楹⒆又贫▊浒敢詰獙Σ焕闆r，優(yōu)渥的家庭資源也能讓孩子沒有后顧之憂。
從學生到家長，他們深諳教育體系的規(guī)則，得以避開擁擠的賽道，提前規(guī)劃最有利的上升路徑，降低風險。
這項研究最終在2022年出版，書名為《學神：中國精英教育現場一手觀察》（Study Gods: 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
在本書開頭，姜以琳先講述了自己的少年經驗，以表達家庭資源對兒女教育影響的差異。在精英私立中學上學時，她曾因衣著品位被嘲笑，由此開始觀察同校學生地位的理由和原因。她的哥哥則擁有某種“特權”，不但可以上課睡覺，還可以擾亂秩序，原因是哥哥的學習極佳。
這種觀察促成她對青少年群體的關注，希望知道在不同地區(qū)和文化下，階層復制如何實現。
該書獲得2023年皮埃爾·布爾迪厄教育社會學最佳圖書獎，是第一部聚焦非美國本土案例的獲獎作品。近日，姜以琳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采訪。
南方周末：你最初為什么想要研究北京精英高中生這個群體？
姜以琳：小時候的經歷促成我的關注點。雖然西方有很多相關研究，但在不同教育體制下，精英學生也不同，他們的經驗、處事方式都不同。我以往看到的研究沒有涉及東亞，所以想去研究中國精英階層青少年。
在國內，北大和清華這兩所高校，不論畢業(yè)生就業(yè)、起薪還是校友網絡上都具有很大優(yōu)勢，進入清北可以復制家庭的精英地位。北京學生進入清北的比例遠高于其他省市，排名前十的頂尖中學更加突出，所以我覺得，北京頂尖中學的精英學生樣本非常具有代表性。
南方周末：你是如何找到這五所頂尖中學，以及其中的28名學生作為長期跟蹤對象的？
姜以琳：我聯系了北京很多學校，非頂尖中學大多拒絕了。最后，排名前十的其中五所中學（全市約三百所）接受了我，這些中學都包含本部和國際部。五所里有兩所同意我去課堂觀察，也讓我和學生聊天，這兩所成了我田野調查的重點。我找了幾位學生，每次連續(xù)跟著一名學生10-15小時。我和他們一起上課、自習，一起吃飯、回家。放學之后，我也和他們一起在不同的地方聚會或者閑逛。高考那幾天，我還到考場陪考。借著這些活動，也認識了很多他們的同學和家長。
這28個學生基本都是學校推薦的。我和學校說明我想要認識富裕家庭的學生，老師介紹的學生大多還很外向，成績特別好，大概是這樣才會讓他們來代表學校。當然，這些學生里，也包括了一些學渣和學弱。
南方周末：從研究方法上看，你定義的精英家庭是資產排名前10%的，你認為這個群體可以代表中國的新精英嗎？
姜以琳：大部分東亞研究對精英的定義是成績頂尖的學生。但成績頂尖的學生很多是“小鎮(zhèn)做題家”，在中國傳統里，文化精英是有一定經濟資本的，明清的時候，90%以上的進士都來自某幾個大家族。我想研究的重點是階層復制，所以用家庭資產來區(qū)分。
北京著名的幾所頂尖中學，一直以培養(yǎng)精英聞名，比如我研究的兩所中學，清朝建校時就培養(yǎng)精英子女。最后調查到的這些學生，家庭背景有很高的同質性，比較符合我的研究需求。雖然他們的父母職業(yè)各不相同，但家庭收入中位數是中國城市排名前10%家庭收入中位數的兩倍以上，而且，他們的父母基本都接受過高等教育，是20世紀借助教育向上流動的一群人，少數有留學經歷。
南方周末：“學神-學霸-學渣-學弱”四級地位體系是你發(fā)現的，還是學生中既有的？
姜以琳：每當我進入一所學校，會先去找學生受歡迎或者被排擠的信號。我開始調查不久，有天晚上，一個學生問我，“你知道什么是學神嗎？”我表示不知道，他馬上和我科普了學神、學霸、學渣和學弱是什么。后來，我去的每一所學校，學生都會反復使用類似的詞匯向我描繪其他人。他們也會給自己一個定位，通常也是通過同學對自己的評價得到的。
我分析了他們的描述之后，總結出他們劃分地位的維度。在中學，成績是最重要的劃分指標，但頂尖中學里成績好的同學太多了，他們就加入了輕松程度這一指標做進一步的區(qū)分。
這個指標是學生觀察、解釋出來的東西，我只是做了總結。“輕松程度”的量化程度很高，就是在和升學準備無關的事務上花多少時間。我一開始沒有辦法區(qū)分學霸跟學神，因為他們成績差不多，但有同學非常認真地糾正我說，“你看，他每天吃飯要花兩個小時，我們是30分鐘，所以他是學神。”還有學生會說，“學神每天可以睡到8個小時。晚自習時，他有1個小時在看汽車雜志。”
比如書里最學神的詩盈，家長老師覺得她有望成為高考狀元。有天晚自習，她坐在教室后排刷歌手新聞刷了一晚上，回到家后，她也沒有偷偷努力，而是坐在客廳看一兩個小時的綜藝。
當然，在頂尖高中，即使是大家眼中的學渣和學弱，雖然考不上清北這樣的頂尖名校，很多依然可以考到雙一流大學。
南方周末：這個體系的流動性如何？
姜以琳：大多會逐漸固化，如果一個學生發(fā)現自己一直卡在學渣的位置，就會一直去做學渣做的事。也有學渣拼命努力變成學霸的，但這種案例非常少，而且需要一個特別的契機。
一個案例是德宏，他一直到高二都安于當“學渣”。高二下學期，學生可以申報市三好學生，這是德宏唯一拿到高考加分的機會，他需要找到老師推薦。其他學神學霸也申報，但沒有一個人告訴我需要老師推薦，他們把這看成理所當然。
德宏找到了跟他不熟的年級主任，這位老師非常認真地幫他寫推薦信，教他怎么申請。德宏非常感動，之后他和我說，以后做任何事他都要全力以赴。那天之后他就擬定了學習計劃，針對比較弱的幾科需要怎么樣做。最后他考到了復旦大學。
南方周末：那學神一旦面對向下滑落的風險時，家長如何起作用？
姜以琳：他們的父母會比他們更著急。一些家長此前沒有過多干預孩子的學習，但在比較重要的關頭，他們絕對會跳出來扭轉乾坤。比如Tracy，她想走留學路徑。老師在高一時約她爸爸聊孩子未來的升學，他沒有理會，當Tracy高二決定出國后，從事科研工作的爸爸立刻出現了。什么時候考什么SAT（美國高中畢業(yè)生學術能力水平考試），每個考試至少要多少分……他甚至把美國大學的某專業(yè)排名一到六十都背了下來，也完全知道申請每所學校要哪些東西。
別的學生一般在高二下學期已經跟咨詢師擬定了想要申請的學校項目名單，Tracy爸爸也很快擬了出來。她只要認真考試就好，爸爸就是神助攻。
南方周末：那在國內高考的學生，家庭會提供什么幫助？
姜以琳：以報志愿為例，當時北京的高考規(guī)則是猜分報志愿，這意味著很大的不確定性。精英父母會不遺余力地為孩子準備好應變措施，防止滑檔之類的意外發(fā)生。
一位數學家家長認為，概率可以解釋一切，于是他手算了兒子過去三年所有考試成績。他要找到三年來成績的標準差，預測兒子最大概率考多少分，偏誤是多少，上哪個學校、哪個專業(yè)概率大，再幫兒子填到最完美的志愿。后來，他的兒子雖然高考成績不佳，但因為志愿填得巧妙，去了一所還不錯的大學。
其他孩子的家長可能是教授、醫(yī)生、工程師，他們會用自己的專業(yè)技能和人際關系來幫助孩子升學。這些頂尖高中會邀請清北招生辦老師向家長提供咨詢，家長們不會盲目提問，而是先分析孩子現在的狀況，再問他上哪個系比較保險。這種溝通的方式，以及要帶什么樣的資料給別人看，是精英家長的認知水平、文化素養(yǎng)決定的，我們把這叫做文化資本。
以我自己為例，我大學時回初中看老師，老師說：“看你初中成績不好，居然考上了臺大，果然小孩最后的結果還是要看家長。”她說得對，我父母的經濟收入并不高，但他們的文化素養(yǎng)很高，對教育體系有足夠的理解。所以當我成績不夠好時，他們知道怎么和我溝通，怎么讓我更好地面對下一次考試。這是家庭背景帶來的非經濟優(yōu)勢，也就是“復制”精英地位重要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這些家庭也會提供一個無憂無慮的環(huán)境。我在學神詩盈家住了四天，高考前他們改變了家庭的生活安排，爸爸搬出去住，表姐搬了進來陪她，整個家庭都會為高考做好準備。
南方周末：你接觸的這些精英家長，都具有這種扭轉乾坤的能力嗎？
姜以琳：因為他們曾經就是勝者，通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了解體系的運作方式。他們特別懂怎么使用教育，甚至有一位家長自己就參與中學課程制定。
普通家長沒有辦法很早知道孩子是否適合高考。畢竟，如果他自己沒有在高考里取勝過，他怎么知道？如果他自己沒有出過國，怎么知道孩子要申請什么樣的學校比較好？國外的學校不是簡單按排名分優(yōu)劣，這些信息普通父母很少涉及。精英家長有經驗，更重要的是有這樣的意識和背景。
但他們的支持也大多局限在國內，這28個學生的家長中，很多人招招手就能給孩子安排一個不錯的職位，但孩子出國之后，他們一般就左右不了了。
南方周末：在你的研究中，這些北京精英學生進入名校后，大多成績不再領先。
姜以琳：到了國內名校，這些學生已經難以在一個成績定勝負的地位體系里領先了，有的還成了學渣。這時，他們會發(fā)展出一套新的規(guī)則，不再那么關注考試分數，但提高了“輕松程度”的重要性。
比如考到復旦大學的舒華，大一還在努力當學霸，但到了大二，她就承認像她這樣的北京學生表現并不好。她會說，大城市的孩子都是全能型人才，畢竟生活中還有比學習更重要的事。
我也采訪了他們大學社交圈內的同學，問他們，某位同學成績也不是特別好，為什么你們這么推崇他？他們也會非常認真地說，“你看北京人素質就是高，他們就是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去探索自我。大學不是只有念書和考試。”
南方周末：這一套敘事可以運用到職場上嗎？
姜以琳：會的。我追蹤的這些學生，學神畢業(yè)前就有工作了，學渣和學弱基本沒有這種機會。到2019年，大多數學神已經進入和全球精英競爭的職場，在美國、英國的收入都在前5%-20%。
但他們仍然依靠記憶里和老師的互動方式，去理解自己和上司的關系。工作之后，那些表現好的人，還是認為自己應該有某種“特權”，感覺自己表現不好的人就不敢違抗上司。換句話說，就算已經在收入的金字塔尖，他們依然贊同從中學以來的互動模式。
向祖中學時期原本是學渣，進入職場后表現很好，地位上升，開始敢于公開批評上司。他們還會用一模一樣的話來形容領導、同事和他們之間的關系，比如工作之后的學霸Tracy和我說，“他們怎么可能不喜歡我呢？我這么好的員工！”她高三的時候，就用過一模一樣的話描述自己和老師的關系。
南方周末：這28個學生里有沒有“復制”精英失敗的案例？
姜以琳：一個案例是中學時是學弱的建民，他去了一所非名校，在那里成績很好，非常優(yōu)秀，但可能是因為家庭背景差很多，他沒有很多朋友，不跟大部分同學來往。
建民本科快畢業(yè)但不喜歡拿到的工作機會，于是他選擇延畢，后來去了東京，一邊找工作，一邊做兼職養(yǎng)活自己。一年多后，他終于找到一份當地中上階層的工作。其實他原本可以不用這么辛苦，他媽媽已經在國內幫他找到一個朝九晚五的工作，但他拒絕了——和其他同學相比，那顯得非常平庸。
有趣的是，因為疫情，在美國畢業(yè)的其他孩子，幾乎全都回到了國內求職，而“復制”精英地位失敗的學生，反而有一種執(zhí)念，寧可在國外經歷找工作的艱辛。
南方周末：這些學生不論是學神還是學弱，好像都向往出國接受高等教育或者工作，他們參與全球化競爭有什么優(yōu)勢？
姜以琳：這些學生很多已經在全球化競爭里嶄露頭角了，比如劍橋大學的Ashley畢業(yè)后去了瑞士，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商工作，一年后跳槽去了新加坡的投行；耶魯大學畢業(yè)的Claire在紐約的咨詢公司做顧問。
這一代精英家庭的終極目標，已經不僅僅是在國內維系已有的優(yōu)勢地位。
大批中國留學生的出現也在改變西方國家，他們的購買力和學習能力都很強。大多關于階層復制的研究都局限在一個國家內部，現在，中國新生代精英完全可能在一個國家出生，到另一個國家接受教育，去第三個國家工作，他們精英地位的復制是跨越國界的。
相比普通階層，精英家庭的孩子在全球化競爭中保持優(yōu)勢的一個方式，是他知道他的戰(zhàn)場在哪里，知道怎么樣打贏一場仗，而不是只要出國什么都好。
除此之外還有家庭兜底，哪怕是讓他沒有收入地在國外生活兩三年，慢慢找一份更合適的工作。這個兜底非常重要，孩子可以盡情去沖，失敗了也沒有關系，而不是畏首畏尾，生怕一失誤就再也爬不上來了。
南方周末：本書的故事結束在2019年，那之后的，你有沒有什么新的情況補充？
姜以琳：疫情開始時，我追蹤的學生大多都在海外，有的本科畢業(yè)就找到了高薪工作，有的在讀碩士，一半以上都在美國。當時國內外的狀況都不好，但他們竟然幾乎沒有受到影響。一些學生在2020-2021年碩士畢業(yè)，因為疫情沒能留在國外，回國選擇了一份覺得還可以接受的工作。
有些人決定等形勢好一點，再申請留學，或者讓公司外派出國。當然還有學生在這三年中已經結了婚。
我的基本結論是不變的，類似的四級體系應該還存在。雖然這幾年高考有一些改革，比如說取消文理分科、志愿填報方式的變化，但國內升學依然是考試為主，標準化成績仍然是最重要的。????
本文轉自于 南方周末
